一 点 体 会

    我父卢公恒早年留日学法律，后定居杭州，为人正直。在旧社会，不喜好祖业经商，而教育我要科技兴国，从小至今对我影响至深。1942年我在重庆清华中学学习，化学老师讲课十分生动，后因换教师讲得不好，我带头闹事，被开除，同年以同等学历考入同济大学化学系，得到了汤腾汉教授、黄衡禄教授、李国镇教授的亲切教导，奠定了我对化学学科的兴趣和热爱。记得有一次，汤先生让我做一有机化合物的酯价，应先用定量碱醇液将样品水解后，反滴定过剩碱来计算。我将样品加入碱醇溶液后回流二小时。当时用软木塞安装回流冷凝管，密封不良而漏气。最后只剩下几毫升深黄色液体，我想，这样深的一点液体，如何能加指示剂观察颜色变化来滴定呢?也就急着去找汤先生。他却很幽默地笑着说：“别急，加点蒸馏水稀释就可以滴定了，下次小心点！”。我照做得到了好结果，更教育了我搞科学一定要有严格认真的作风。这在李国镇先生带我做有机分析助教时，又有了进一步的体会。黄衡禄先生早在40年代，将新出版的一本英文色谱书介绍我看，使我对色谱有了好印象，这些在我科研一生中有着深刻的影响。48年毕业后我在上海留校作助教，在当时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并 作为上海市学联代表到南京，参加了“5·20”游行，被捕入狱。49年上海解放后，即应聘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至今，远离在杭州伤心的慈母熊亮贞。在大连又受到导师张大煜教授热爱祖国、献身科学的教导，从而使我和同志们一起，不论在艰苦困难的六十年代和在“文化大革命”的枪炮声中，仍然坚持在实验室三班倒，为祖国国防工业的发展，例如为解决核燃料浓缩和核潜艇密封仓空气净化等过程中的分析关键做了一些工作，并且在完成大量分析任务的同时，及时地采用和发展新技术，紧紧抓住学术关键不放，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发展了学科，提高了科学水平，也不断地培养这个集体的开拓精神、实事求是、严格认真的作风。曾记得，六十年代在大连用酱油配三两饼子吃的困难时期，我和钟秀贞、林玉占等人在我所开展了用分子筛和分子筛催化剂(105催化剂)进行超纯气体的制备和测试工作，当时为了克服分析系统的站污、渗漏的困难和赶进度，经常三班倒。当时林玉占等都有待哺的幼儿，她们就带到实验室，把孩子放在冰冷的水泥桌上睡觉。她们为了完成国家任务倒班，哪里想去争什么报酬?更需要的是艰苦的努力和严格认真的态度。这种精神在和林从敬、张玉奎等人发展高灵敏度氦离子化 鉴定器中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鉴定器的高灵敏度优势只能在系统很清洁时才能发挥出来，否则灵敏度很差，最初并不认识，只是细微地观察到，随着系统冲洗，清洁度逐渐改善时，灵敏度有细小地增加趋势。这是下决心三班倒来观察而得到的。这也就养成了我自己在被关在“牛棚”里也未乱说，更不随风倒说假话。后因未按当时领导意思参加我所组织的“对胡耀邦同志的大批判”，当时的领导在人民日报上，头版头条地批判我这个“跳出来的和党争夺领导权的反动色谱学术权威”。这也使我更亲切、具体地体会到，改革开放后带来的“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春天”。下决心尽我最大努力，用我有生之年，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埋头工作，重点转向对青年一代的培养。晚年的张大煜先生又给我一次刺痛我心灵的深刻教导。这是在1986年8月21日早上，他当时病已很重，我去北京开会时，抽空去看他，他神志已很不清楚，问我到北京来做什么，我告诉他，我是来开会的，他又问，连续三次，最后说我是接他到研究所去上班。我扶着他，他手中捧了一包书和资料照了一张珍贵的相片，将登在我的选集上。在我科研的一生中，他对我影响最长，帮助最大，最大的帮助就是教我中国的科学家应有一颗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的心。

    光阴似箭，转眼已十几年，培养毕业的十个博士生，有四名已从国外回来，一共有九名在国内工作，均十分勤奋，已得到不少成果。已有三人被提为研究员，其中一名邹汉法31岁，是全国100名青年科技奖获得者，中科院青年科学家，是全所76名研究员中最年轻者；另一名梁鑫淼27岁，是全所260名副研究员中最年青者，辽宁省首届先进科技工作者。回首往事，使我更感谢张大煜、汤腾汉、黄衡禄、李国镇等老口币对我的培养，深切体会到，要对科学事业添砖加瓦，作出一些贡献，十分需要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我不相信，只追求个人名利的人，能在科学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卢佩章 一九九三年四月